人民日报｜山西吕梁市兴县蔡家崖村原第一书记石坚

后者其实是宪法在其作为权利束所具有的功能之外，为国家设定的促进这一束权利平等实现的任务。

为此，主要结合企业整顿的形势，先从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着手，重点抓经济效益，查处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完善财务会计制度，以此为审计做好铺垫，打下基础（于明涛，1999）。确立审计制度的宪法地位是八二宪法在国家机构体系上的重大创新，凝聚着修宪者的深思熟虑与政治智慧。

由此在监督对象和范围上形成了草案第1款的表述：对各级政府和它们所属的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进行审计监督。八二宪法正式公布前，对第91条第1款的表述做了部分调整：首先，增加了国务院各部门，这也是贯彻审计监督全面性的要求使然。审计法第40条规定了审计结果的通报制度和公布制度，至于是否通报或公布，从该条中的可以一词来看，审计机关有选择权。除特殊情形外，社会作为一个高度自治的领域在一般情形下无需外力干涉尚能得以良性运作。二是选取个别代表国家，实地考察，财政部初步选定了西班牙、奥地利（审计署，1993）。

理论界也提出，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当有相应的措施（问原，1981。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存在审计结果披露口径前后缺乏连贯性、口径过粗，审计结果公开的信息含量下降、公开形式单一等问题（熊宇昊，2022）。(13) (二)传统价格违法行为条款的适用状况与问题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在于，传统价格违法行为条款在价格监管执法中的实践适用状况为何，存在哪些问题？具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的当下，距离价格法的制定颁布已有20余年，立法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价格违法行为条款存在哪些适用问题，哪些行为类型仍在发挥作用，又有哪些行为类型需作适时调整？对前述问题的回答，将为585号令的修订指明方向。

(19)又如，在行业协会座谈会上，水产协会提到京东、天猫等平台企业为拉低商品价格，要求入驻的水产企业承诺最低价，致使水产业面临融入数字经济还是行业生存与发展的两难。参见董成惠：《低价竞争的反思》，载《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二是中介服务机构违规设立行政审批前置条件，通过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取费用、扩大收费范围、减少服务内容等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严禁相互串通、操纵中介服务市场价格。因此，《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作为对价格法行政处罚措施的细化，在对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予以明确的基础上，应当妥善解决处罚设定方式和处罚力度的问题。

第一，中介机构借由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4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于没有违法所得的情形，价格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可以并处罚款，并未对具体的罚款设定予以明确。首先，585号令以价格法为直接且唯一的上位法依据，其对价格法中价格违法行为相关条款进行了一一细化规定。作者简介： 研究团队负责人为余凌云教授，团队成员包括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施立栋、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纳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赵丽君、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黄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郑琳、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晴、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张涛，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谢明睿、王正鑫、郑志行、郑晓军和硕士研究生王源、黄味等 内容提要：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缺陷，因此需要政府对价格进行干预。在价格行政处罚制度面临的传统价格违法行为需要修订、涉企收费的法制化约束应当逐渐深化、政府应当对新业态的发展作出回应以及传统价格违法行为的罚则应当实现科学化的背景下，《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修订恰逢其时。

国家发改委价检司综合处：《2008年上半年价格违法案件统计分析报告》，载《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08年第10期。(13)前引⑦，卞耀武主编书，第12页。(52)参见许传玺：《行政罚款的确定标准：寻求一种新的思路》，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第三，价格违法经营者的经济承受能力。

就行为要件而言，第一，通过技术和数据描述用户画像。在价格法实施初期，由于价格法所确立的价格违法行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价格违法行为条款的适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1998年，价格法得以实施，被寄予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厚望。(16)其次，585号令对价格法所规定的价格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进行了细化列举，但随着社会经济情势的发展变化，其中一些表现情形不再必要，同时需要适时补充新的违法情形。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被界定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要求政府在价格机制运作过程中行使规范价格行为的职能。(16)如针对低价倾销的判定标准，一是主观上是否具有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不过，在对同一价格违法行为采取双罚制时，要注意比例罚和定额罚之间的合理衔接，不能机械呆板地将二者组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执法经验已经过执法实践的反复检验，并在执法实践中为执法人员提供切实的规则指引，具备上升为立法的成熟度，有必要将之纳入立法规定。最后，明确行业协会商会的收费标准。第一，交叉网络效应和双边市场导致现有低价倾销规则不完全适用于新业态中的平台低价倾销行为。

后期通过部门规章或指南进行明确。(40)关于行政罚款设定的优化路径，有学者通过对地方立法中行政罚款的基本模式进行类型化并作出评估后，认为不同的罚款设定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因此需要准确评估数值和倍率两大类方法的优劣，注重不同领域罚款方式的恰当选择。

在价格违法行政处罚中，从理论上看，经营者因为价格违法行为获得非法利益的违法情节显然比仅仅实施价格违法行为而未获得非法利益的情节较重，因此应当处以较重的罚款。选择不同的罚款设定模式需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违法行为的预期收益。

技术主要是指大数据、算法等。为了确保价格法设定的行政处罚得以有效实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随后于1999年通过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下文又称585号令)。

⑥参见刘盛刚：《〈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亟待修改》，载《市场经济与价格》2013年第6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趋向成熟的背景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已得到确立践行，如果仍然依据1997年制定的价格法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行政监管，需要重新考量相应条款的合理性。在价格执法实践中，现有的罚款设定方式容易导致过罚不相当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单一的定额罚或者比例罚容易导致畸重畸轻问题。④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座谈会上也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作为直接面对亿万市场主体的部门，你们的职责是‘市场监管不是‘计划监管，要管活不是管死，要管优不是管乱。

此外，尚应结合相关立法，如行政处罚法的修订完善，对585号令的立法用语进行调整更新。(5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尽量选择对裁量权控制较强的罚款设定方式。

(二)行政罚款设定的理论与实践 针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设定存在的不足，我们有必要对行政罚款设定的一般原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以此来挖掘引发价格违法行为罚款设定困境的原因，为进一步完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罚款设定提供理论支撑和立法参考。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和部门规章按照行政许可法有关行政许可条件要求规定的中介服务事项外，进一步简化或取消审批前置中介技术服务事项，全面清理和整合规范各类认证、评估、检查、检测等中介服务，有效解决评审评估事项多、耗时长、费用高等问题。

(17)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哄抬价格行为出现一些类型化的表现形式，如通过采取大幅度提高配送费、收取额外费用等形式提高价格。王晓晔：《低价倾销行为的几点法律思考》，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

三是加大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收费监管力度，重点对具有法定职责、承担行政部门委托或授权职能、与政府部门尚未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进行抽查，严厉查处利用行政资源强制服务、收费等行为。五是进一步明确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为规范与法律责任，持续规范会费收取标准和程序，严禁行业协会商会从事具有明显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价格行为，包括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只是与传统低价倾销不同的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低价倾销除了针对自营商品或服务，还可能通过补贴等形式促使平台经营者将商品或服务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以执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明码标价为例，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均规定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无论违法主体是中小企业还是大型企业，均不做区别地一体适用。

(24)以平台为代表的新业态中的价格违法行为也因平台所具有的特点而存在特殊性。(52)有学者以环境罚款数额设定为例，提出应当将守法成本、概率化的危害后果、违法收益、行政成本作为罚款数额确定的四个参考变量，通过应然性的定量分析合理确定罚款数额。

如前所述，除了要合理选择适当的罚款方式外，罚款数额标准的设定是否科学合理，也直接关系行政罚款的处罚目的能否实现。(53)还有学者提出，可以将利益衡量作为方法论，通过搭建由获得的利益a、因违法而获得的平均收益bx、违法程度x、因违法而被政府发现的概率p、处罚金额y组成的平均收益函数，以此来确定行政罚款数额。

二是未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继续实施或变相实施已经取消的行政许可。电子商务平台在运行中可搜集海量的用户数据，分析出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心理价格。